力气最盛的时候,身高1.65米、体重105斤的刘志华能轻松翻移一块150斤的棉花压缩包,他种地,抬石头,背砂子,搬砖块,干的都是下力气的活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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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今,下蹲也成了一件费力的事,他的右腿没法回弯,只能左腿往下蹲,每一次上厕所,他都要比别人花费更长的时间。

  “力气总有用完的时候。”尽管刘志华心里早有准备,但意外还是来得太早了些。

  2015年,49岁的刘志华从工地里4米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,断了右腿。

  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外事件,没有危及生命。但对于一个用力气换钱生活的男人而言,足以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

  力竭之后

  在妻子眼里,丈夫刘志华心眼实,不善言辞,甚至到了令人恼火的程度。即使他工伤致残之后,也不懂得争取些什么。

  包工头载他去医院开了些止痛消炎药,将他送回了家里。妻子当众人面问道,“疼不疼?”他坐在床上笑呵呵,答“不疼”。

  那个夜晚,妻子眼看刘志华搬着右腿挪来挪去,彻夜未眠。天亮后再去医院检查,是韧带断裂,需要手术。

  术后包工头再来探病,刘志华还是拘谨地笑笑,“不太疼……”

  他被认定为八级伤残,根据工伤保险条例,用工单位需要赔付他11个月的工资。他应该拿到8万元。

  工地方用尽说辞推诿责任,妻子找不到一个“能说会道”的人。她一个人来回跑建筑公司、律所、安监局、信访办等,从夏天到冬天,和人讲理、争吵,甚至破口大骂。直到摔伤6个月后,刘志华领到了4万元的赔偿金。这些钱勉强支付了他一年多的养伤日常开销。

  刘志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,他的“简历”更新了:男,50岁,农民,右眼视力弱,右手食指残疾,右腿里嵌颗钉子,无特殊劳动技能,文化程度小学二年级。

  曾经最大的就业优势——力气,如今也不复存在了。有人推荐他去做保安,他觉得无法胜任,不敢去应聘。保安要考察身体素质,还要做记车牌、调监控一类的事,他字没识全,电脑也不会操作,“弄不了”。

  经人介绍,他去油田应聘了抄表工,被告知年龄超限。

  回来后,他又打听到一家餐馆缺人,去应聘洗碗工。

  老板娘抬头打量了他一眼,“多少岁了?”“50了。”

  刘志华再次无功而返。又接着打听。

  找工作的方式与过去无异,都是托亲戚朋友介绍,只是境遇大不相同了。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20岁时和同乡在山西修路,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元,他至今提起这份工资都有些自豪——当时本地同类的活儿月薪只有150元左右。那时他一身力气在身,只要有人介绍工作,和村里的青壮年组着队就去了,几乎没有遇到过折返的情况。

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20年全国农民工28560万人,有51.1%在第三产业就业。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持续提高,但可供这个年龄段的男人选择的工作并不多。服务业更青睐同龄的女性,她们可以做保姆、保洁、服务员、导购员等,男性多数只能从事保安、司机等。薪资待遇也有差异。

  “世道变了”,刘志华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。他一直记着过去挣工分的年代,同样干一天活儿,男人还要比女人多算两个工分 。

  在刘志华看来,出去挣钱不应该是女人要承担的事——除了他患上肝炎病倒的那一年。在他的描述里,是他“害”妻子替他去天津打了一年工。

  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在刘志华身上自然地沿袭了下来,他至今仍按照老话用“外面老人”称呼故去的父亲,意思是在外挣钱的家长。自结婚后,刘志华就开始学着像父亲一样,成为一个为家里挣钱的男人。

  他习惯了这件事,尽管现在难了许多。

  直到一个做保洁的邻居告诉刘志华,医院里缺一个扫院子的人,几乎没有条件限制,但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。腿伤之前,刘志华在工地上的日薪是240元,接近这份工作的5倍。

  他想了想,还是接了下来。

  一份工作

  “说的是1500元,拿到手只有1200元。”刘志华也不明白为什么。

  为了贴补家用,他又开始兼职在住院部大楼运送垃圾,每月能多拿1500元。

  过段时间,他又申请了加班,每天中午和下午多做一小时,每月能多给400元。另外,还加了一份修理的工作,“修拖把、钉钉子之类的,多给200元。”

  于是刘志华每天工作10小时,每月为家里带回3300元。他在晚饭后呼呼睡去,又在清晨5点30分的闹钟声里醒来,活动一下肿胀的手脚,起身去上班。这份工作全年无休,即使除夕,他也会在早上7点准时拿起扫把。

  干了这份工作后,他身上总是有味儿。每天运输住院部共12层楼的200多袋垃圾时,那种由饭菜、尿垫、药水和呕吐物混杂起来的酸腐气味,总是钻进他的口罩里、衣服里。妻子洗他的衣服时,也要闭着气,转过脑袋去。

  除了气味,细细的针头也时不时从黑色的垃圾袋里探出来,扎向刘志华的手心。住院部的医疗废物处理并不总是合规,刘志华发现很多针管都是病人随意丢弃的。无论如何,他都要用双手扎实地将这一袋一袋垃圾从底部托起来,放上推车运走。和他合作的同事似乎知晓其中的风险,每次只拎着袋子上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