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社拉萨3月26日电 题:我的1959

新华社记者王泽昊

在旧西藏的日喀则“曲瓦庄园”,生活对于当时的农奴多扎木来说只有“三天”。一天低三下四无偿服侍领主;一天给富农家帮工,换少许糌粑充饥;一天卖力地种从领主那里租来的地。这样的苦日子,如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固定。

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,在西藏约330万克(1克约合1亩)土地中,三大领主(官家、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)占有比例高达99.7%。依靠对土地的绝对占有,领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,可随意用于赌博、买卖、赠送等,广大农奴毫无人权可言。

上图左:西藏农奴制度下的“人背人”(即农奴背驮农奴主)差役。上图右:和牲口同住的农奴。下图:农奴益西钦沛服劳役后与犬同眠。(新华社发)

“我们租种的3亩地每年产的青稞除交给领主6个‘卡如’(一种容器,一次可装28斤青稞)外,剩下的全部还上一年从富农家借来的粮食,大约30个‘卡如’。”现年86岁的多扎木说,一年到头,自己留不下一粒青稞。

不仅如此,多扎木家每年还要给领主上交各种各样的税,如粮食税、羊毛税、羊肉税、柴火税、饲料税……名目繁多的税种让人苦不堪言。

年复一年,多扎木挣扎在借粮食、交税、还粮食的恶性循环中。吃不饱就靠喝水充饥,但可怜的是水都不是热的。

“烧水需要柴火,但庄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领主的,如果偷捡柴火被发现,是要挨打的。柴火是在冬天冷得不行了才用。”多扎木布满皱纹的眼角溢出一丝伤感。

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加堆村的达国杰,这样评价自己的童年:“旧西藏是惨无人道的,现在的人对牲口都没有那时候领主对农奴那么无情。”

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加堆村的达国杰(右二)和儿媳妇、孙子、孙女的合影。(新华社记者孙瑞博 摄)

时至今日,76岁的达国杰仍对旧西藏充满了愤恨。那时,达国杰一家六口生活在当地的“亚西平康庄园”,祖祖辈辈都是差巴(农奴的一种)。“在农奴主眼里,农奴就是牲口,想打就打,看不顺眼有可能把眼珠子剜下来。”达国杰说。

有一年秋天,农奴们在没日没夜地为领主收青稞,8岁的达国杰负责给监工的管家煮茶。由于水没烧热,管家随手就捡起一块石头向达国杰脑袋砸去,他瞬间血流不止、晕倒在地。这是幼年的达国杰第一次遭到毒打。

“这还不算重的,每年到藏历10月25日,如果农奴交不上相应的粮食税、酥油税等各种税,农奴主就会上酷刑。比如用竹签插指缝、把烧红的镣铐铐在脚踝上……”达国杰心有余悸地说。

历史上,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,广大农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境地。直到1959年3月28日,气势磅礴的民主改革运动为这一腐朽罪恶的制度敲响了丧钟,百万农奴实现了翻身解放。

定格1959年,从黑暗走向光明,成了那一代西藏人民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。

翻身农奴多扎木老人在喝甜茶。(新华社记者孙瑞博 摄)

民主改革后,多扎木从领主家的仓库里分得了牛羊肉,兴冲冲地跑回家,当晚一家人燃起篝火,一边煮肉一边跳舞。多扎木清晰地记得当他吃第一口肉时,眼泪不禁流了出来。

同年,达国杰一家分得了50亩地、1头牛、1匹马和15只羊。达国杰说:“有了自己的土地,干再累的活都是开心的。那一年我们不仅吃饱了,多余的粮食还卖了钱,真正体会到了做人的滋味。”

西藏民主改革,让雪域高原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西藏更是按下了摆脱贫困的“加速键”。截至2019年底,西藏74个贫困县区实现“摘帽”,62.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,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。

如今,多扎木住着美观敞亮的二层藏式民居,家里的6台卡车和拖拉机整齐摆放在院子的车棚里。3个儿子勤快肯干,依靠外出务工、跑运输、种庄稼,一家年收入20万元左右。在儿孙的精心照料下,老人衣食无忧,安度晚年。

翻身农奴多扎木老人(右一)在和儿子加央(左一)擦拭拖拉机。(新华社记者张汝锋 摄)

达国杰1972年加入了共产党。在加堆村任村干部的30年间,他带领乡亲们平整农田、修房屋、挖水渠……时刻发挥党员带头模范作用。“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,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。成为一名党员,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。”达国杰说。

今年春耕,达国杰虽不能亲自操弄农机,但老人不断在田间地头徘徊,舍不得离开。看着平整的土地被犁出一道道深深的垄沟,达国杰说:“旧西藏我们痛恨这片土地,现在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。”